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寺山修司的幾個問題

文◎劉亮延 (李清照私人劇團代表人,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) 戰爭的「失敗」對於寺山修司(Shūji Terayama, 1935-1983)而言意味著什麼?雖然在丸山真男(Maruyama Masao, 1914-1996)戰後幾篇批判日本軍國主義的文章中 曾經提到,自明治天皇以來,這個萬世一系宗教軍事象徵的崩盤,意味著某種「個體」出現的可能。但對於寺山而言,尤其在他的表述中我們發現,放逐者(outcast)的複數景象,例如鼓吹流浪漢上街,青年逃學,作為另一個相對性的政治態度,雖然目的並不在於重新建立一套可供新日本人參考的價值體系,但是卻轉化了,對於19世紀以來,大部分曾經信仰神道合一的大多數日本人而言,一種失敗的自我認同。寺山所強調的複數主義轉化了失敗,賦予它可感受性,並且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說,這種方式回應了巴岱儀對於整體(totality)與色情(erotic)的之間界定上的曖昧態度。 相對於明治維新積極學習西方,以西田幾多郎(Nishida Kitaro, 1870-1945)為首的京都學派,提倡日本傳統文化,這套「典故」(dengaku)與「外人」(gaijin) 的論述方式持續了好長一段時間。甚至當代的日本學者柄谷行人(Karatani Kojin, 1941-)更上推到本居宣長(Motoori Norinaga, 1730-1801),他認為本居對「古道」的推崇以及對於漢文化的排斥,導致了日本近現代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。暫不論狹隘與否,江戶時代以來以來,寄居在街上、橋下遊民的歌舞表演,一直都是提供日本人「越界」的角色。(Sorgenfrei 2005: 109) 江戶時代到明治維新時期的封建制度,統治階級在士、農、工、商以外,製造了另一個「穢多」、「非人」的賤民位階,江戶時期關東地區的賤民居住在壕溝當中。而明治維新以後,雖然表面上賤民的位階被抹除了,但是「天皇」這個更高的象徵被製造出來後,這些社會邊緣人以另一種「新平民」的身份繼續遭到歧視。(王墨林 1991)日本17世紀以來的社會邊緣人,統稱為「部落民」,包括了掘墓者、屠夫、殺手、皮革業等 。從「外」(soto)到「内」(uchi)。日本人把危險的事物區隔在外,這個被確立出來的「內」(又作「家」解),卻在二次大戰後核彈爆炸污染的陰影中被推翻了。一方面為國家外出打仗的英雄們失敗了,二方面自己的土地,未出生的嬰兒受到輻射污染的威脅,家裡不再純淨,危險與恐懼從原本的界線外轉移進內。(Sorgenfrei 2005: 104)用另一個觀點來說,自古以來的「異邦人」、「賤民」、「妖怪」等包括在外的人,現在全變成家裡人,這個轉變影響之大,包括60年代以後由土方巽(Hijikata Tatsumi, 1928-1986),大野一雄(Kazuo Ohno, 1906-)等人開創的「暗黑舞踏」。或是文學界的三島由紀夫,太宰治等人都留下思想複雜,形式驚人的作品。 但這些有關於「外」之經驗的作品,不管是精神層面或身體形象的異化、變形,在戰爭投降之後陸續出現,但主要還是以一種抒情的方式,從慣常經驗當中外延展開,作為主觀敘述活動的文學作品,例如以「無賴漢」(burai-ha)姿態聞名的太宰治(Osamu Dazai, 1909-1948),在代表作《人間失格》中,就反反覆覆地對於自己生活小事採取一種否定性的「不合作」態度,一個長得憂鬱俊美的小白臉,用自言自語的方式表達了某種永遠都沒有歸屬感的,自以為「異邦人」的處境。或是三島由紀夫(Yukio Mishima, 1925-1970)的《金閣寺》,描述了意志如同夢魘,意志的敗壞最終激起終結它的慾望,少年憎人縱火後逃到山丘上,氣喘吁吁地點起一根煙,心裡升起我要活下去的念頭,無知的縱火犯原本計畫要自殺,最後卻臨陣脫逃,但手裡還拿著一把刀,象徵著戰爭之後粗劣的意識 。太宰與三島的描述,與其說表達了日本人厭惡戰爭、恐懼失去、追憶死者,還更接近於一種自我面對社會時的陌生感,如同青春期的少男對於自己身體的陌生感一般。某個正值發育期的外邦人,一開始便以某種賭氣的態度,某種高度壓抑使然的窒息狀態出現。 在20年代太平洋戰爭前,「內」與「外」的討論,主要還是圍繞在意志與經驗的層面上,「外」是必須要是可以判斷的。例如在《從動者到見者》中,西田幾多郎補充了費希特的「愛」,嘗試以一種更接近直觀的標準去限定經驗與判斷的合理性,「物的世界是我們通過將經驗的內容加以合理化的過程而成立的」,西田認為經驗自身必須成為主語,也就是經驗必須做為自我同一的具體的普遍性。同時經驗的合理化足以超越思維或者判斷的經驗本身。藉由「敘述自我本身」而使判斷在普遍性之中得以成立。其中,西田所謂的「經驗的合理化」用另一個方式來說即「自覺」。他更提到所謂「自覺」乃由知的我,被知的我,我知我的場所三者合一。(藤田正勝 2005: 336-337)對照費希特,感覺模糊的意識--利己主義的「自愛」。與感覺清晰的,經過社會加以精心護理的「認識」,清晰的感覺可以被人類掌握,甚至可以去改造或發展利己主義。(Fichte 2003: 39-40) 我們可以發現京都學派試圖從經驗的探討補充德國社會進化論,到了1942年為了要營造大東亞共榮圈而召開的「近代的超克」研討會上,透過「典故」去呼應康德的「絕對命令」。日本的「內」得到進一步地描述。(竹內好(Takeuchi Yoshimi 2005: 292-357)參與這場座談會,京都學派的代表人西谷啟治(Nishitani Keiji, 1900-1990),便提出虛無主義是一個歷史的現象,必須通過它來「超克」它,通過虛無主義來「退步」,目的就是要克服虛無主義,因此他重申傳統,「我們的傳統必須從我們的前途,作為一種新的可能性加以把握起來」。(Davis 2005: 350-353) 從19世紀明治天皇開始,「傳統」這個概念首先是保守派的聲音,而到了昭和時代宣戰前,它演變為國家「總體」的象徵(竹內好(Takeuchi Yoshimi 2005: 330);戰敗投降後,它變成一種政治正確的「懷舊」。例如市川猿之助三代目在國家政策的資助下,就在這個時候以「農夫歌舞伎」的口號,把19世紀以來改頭換面儼然國家級精緻藝術的劇種,推回草莽鄉里的原始狀態。(Sorgenfrei 2005: 118-119),或者是政治態度曖昧不明的「日本浪漫派」。 在這個思想的脈絡中,寺山修司卻選擇去擾亂「內」,他要把幻想元素注入熟悉的日常生活裡,把真實生活「戲劇化」。在1975年的一齣戲敲當中,他選定東京一個區域,寄給每一個住戶一封信,上面有一些表演的指示,要收信人每天做同樣一件事。或者是在另一齣戲大家集合中,他寄信給住戶,要收信人在某一個特定的時間到一個地點集合,信上說「我有一個你丟掉的東西」。雖然約定的時間來到,沒有一個人現身,但寺山認為這齣戲在無聲的獨白中完成了,約定的現場有一張桌子一把椅子,可能就在幾分鐘前,那些收到信的人正離開家,心裡想著我到底丟了什麼東西?這些不在場的思索,思索某件丟失的事物,構成了寺山所謂的「想像的經歷」與「真實生活」的交錯。(寺山修司 2005: 266-267)寺山所製造的「想像的經驗」比起荒謬劇來,卻是更加超現實的,甚至具有一種超自然的特質。他提到,「偶發」 必須要有一種獨特性,而不是去愚昧地讚美某些社會不容的事物,或者是一種對工業化世界的逃避。 寺山的偶發,不是為了一種社會生活中的補償或是平衡而出現的,但對於三島或者太宰治「身為一個外人」,那種因為陌生化而美學化的方式觀點不同,寺山並不示範如何成為外人,或者探討身為外人的經驗問題。 寺山提到,這種偶發使得劇場可以把祭祀死亡的傳統儀式,轉化成一個神話。其中,劇場的轉化作用,指的是一種創造出來的不朽象徵。 寺山修司的劇場,是一個建構出來的象徵系統,僅是片刻地存在,他要製造機會讓觀眾經歷到想像,因而某些集體意識中模糊混淆的「內」得以獲得某種暫時的「清醒」。(寺山修司 2005: 269)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,寺山不但無法忍受「典故」,也不願意演出任何一種戰爭失敗後的日常生活。他所追求的「想像的經驗」只會發生在慣常熟悉之事突然被不熟悉之物介入的當下,他不僅要演員去碰觸觀眾,更要去騷擾觀眾。在街上,在劇院裡,在書信往返的閱讀中或在刻板印象之中 。顯然,寺山對這些異邦人、放逐者,被社會排除的人很有興趣,例如一個全部變成駝子的團體,或是一個由肥胖的女演員構成的社會,他認為這些人身上都有一種神秘的力量,可以去表徵社會集體意識。(寺山修司 2005: 310) 寺山怎麼看待他的社會,導致他在提出「城市劇場」「書信戲劇」等理念試圖去攪動內在的時候,也一併否認了布雷希特與班雅明對於戲劇的社會影響力、教育功能的要求。 寺山如何同時擾動某個已然的「內」(真實生活),但又可以拒絕應然的「內」(內的再現),這種雙重否認,又以一種張牙舞爪的「外」的符號(賤民、殘障)向觀眾顯現,難道這就是「神話」嗎? Davis, Bret. "西谷啟治的退步思想-通過虛無至絕對的此岸." Trans. 吳光輝. 本體的解構與重建-對日本思想史的新詮釋. Ed. 成中英. 上海: 上海社會科學院, 2005. 347-364. Fichte, Johann Gottlieb. 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. 1807-8. 遼寧教育出版社, 2003 Sorgenfrei, Carol Fisher. Unspeakable Acts: the avant-garde theatre of Terayama. Honolulu: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, 2005 王墨林. "日本人的禁忌--天皇與賤民." 後昭和的日本像 台北: 稻禾, 1991. 5-10. 寺山修司. "迷路と死海: 我が演劇." Trans. Carol Fisher Sorgenfrei. Unspeakable Acts: the avant-garde theatre of Terayama. 1976. 2005. 263-312. 竹內好(Takeuchi Yoshimi, 1910-1977). 近代的超克. Ed. 孫歌. 北京: 三聯, 2005 藤田正勝. ""場所"來自根本處的思索." 本體的解構與重建-對日本思想史的新詮釋. 2005. 331-346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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